​「淄川历史名人廉政专辑」高珩的为官为人之道

「淄川历史名人廉政专辑」高珩的为官为人之道

高珩的为官为人之道

赵玉霞

清朝顺治、康熙年间，淄川出了位著名贤者，他叫高珩，生于1612年的明万历年间，去世于1697年清康熙时期。字葱佩，号念东，晚号紫霞道人。是淄川月庄高氏十世祖，家住淄川城东街。他是曾为浙江巡抚的高举之孙。他的学问、道德、治家、为官、做人都堪称典范，在当时很有影响，也是淄川人的骄傲。

高珩自小勤勉好学，又聪明，堪称过目不忘，所以学识渊博。 时人赞誉高珩才如大海、山东文章宗伯、海内通儒、国史笔、骚坛领袖。

晚年致仕后，他曾指导重修《山东通志》、康熙《淄川县志》，为仕宦、孝友、义厚、忠节等可敬人物写传记，为文学人物著作写序言，并刊印散发伦理道德、行善戒恶、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数百种撰文。《淄川县志》里收了他大量的诗文，对于淄川的名胜古迹，如青云寺、龙湾峪、庵子沟、窑头、西峪等等，他几乎都有吟咏。他还写俚曲，证明他爱好音乐，不是个古板的学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为蒲松龄《聊斋志异》写序的第一人。他还把《聊斋志异》的初稿带到京城传扬。当时蒲松龄地位低下，又加之小说在中国古代历来不受重视，就因为高珩的肯定和赞扬，才使《聊斋志异》得到确认和重视。蒲松龄比高珩小28岁，又是一介寒士，身为高官的高珩并没有小看他，而是嘉许他、照顾他，所以蒲松龄十分感激这位前辈。高珩去世，蒲松龄悲痛欲绝，曾写《挽念东高先生》七律三首纪念。

为官： 清廉自守 执法为民

高珩于1643年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帝吊死景山，高珩潜回故里。清顺治二年（1645），高珩被招去京城授秘书院检讨，1647年请假归里，正赶上6月谢迁起义军陷淄城，高珩帮助策划复城方略，百姓得安全者甚多。

顺治五年（1648），高珩升为国子监祭酒，当时国家初创，典章不完备，春秋两次大祭经费严重不足，是个苦差，别人做一年就想办法调出，而高珩不避艰难，不求调迁，安心在职四年。

顺治八年（1651）转秘书院侍讲学士，覃恩授中宪大夫，任典试江南正主考。奉命之后，高珩就向阁部大臣扬言：南方秋闱，多有作弊传闻，今科如若风闻有不法行为，一定严查严惩，我这次一定不能辜负朝廷。因此那些想有所托付的，也不敢到他寓所去。但等他打点好行装上路，却有多人送通鉴、古文等书书籍，途中打开，里面全有请托书信，许诺不下数万金，高珩全部一火焚之。不受请托，但也终身不说其姓名。考试完毕发榜后，考中的全是海内知名之士。

后来，高珩升礼部右侍郎，又任吏部左侍郎，奉命赈济河北德顺府灾荒，他严防贪污、假冒，使恩泽遍及远近周边地区，饥民赞颂。非常时期，他严以律己，不受馈赠，不远千里将家乡粮食运到京城，为家人糊口食用。当时国法正严，拖欠赋税者“戍”——要发配到边境当兵。家乡也闹饥荒，高珩也徼不上赋税，他说：“我只等着去戍边了。”正好这一年山东赋税全部减免。

顺治十四年（1657），高珩做大理寺少卿。到任时，正好有一位大臣被免官，应发三法司受杖刑，旁边有落井下石之人想趁机要他的命。高珩呵斥行刑者：“打板子的地方不是执行死刑的地方，不能往死里打。”并向同坐诸公力争，说：“罪人只应该受杖刑，不能处死，这是很明确的。如果把他打死，这不是执法违法吗？”这个人因高珩据理力争、依法办案，才保住了性命。

其后，高珩转为宗人府丞，官加一级，康熙六年（1667）以覃恩授通奉大夫。康熙七年（1668），钦命高珩祭奠神农、虞舜二陵。高珩轻车简从，不打扰地方，供应旧例全部坚决拒绝，地方父老感恩敬佩，立《载德碑》颂扬他。知道旧例的地方官说：“这种祭祀，是天子派下来的大臣，不知有多少随从仪仗，不知需要多少供奉，得想尽办法作准备，觉都睡不安稳呀！”但等高珩到来，见只有几匣子书，几乘肩舆，在居所里，粗饭蔬食，一切供应器具，都弃置不用。途中所过州县都无所滋扰，百姓都额手称庆说：“我们这草野小民能见到这京城来的大官，这么温厚宽和、平易近人，这真是国家的希望，百姓的福分呀！”

祭陵结束，高珩路过湖广地区，此地有个陋习，生了女孩往往溺死。高珩责令当地官员，一定要严格禁止。又捐了俸禄建“育溺婴堂”，救女婴活命。过淮安，此地闹饥荒，籴米好几百石赈灾。

后来，高珩又做刑部左侍郎，有一位落职的士大夫欠着官银无法偿还，按定例，官员欠官款，家产全没收，家口全为官奴。高珩察知有胥吏欠官钱而家产尽绝，有补上钱就豁免的先例，就想以此作为例子来判此案。同僚说不行，因为那是胥吏，这是官员，身份不同。高珩说：“胥吏犯了错误都能从轻处理，何况是官员？这一定是制定刑法时有疏漏。不一样处理，等于法律就不平等了。”他冒着风险把建议提到皇上那里，得到朝廷的谕旨肯定，从此，这种规定就成为制度。高珩常与当权的同僚们探讨怎么样才能对百姓和社会多带来好处，他说：“具体做事上救人有限，制定公平合理的法律救人无穷。可以以此类推。”

康熙十一年（1672），高珩以迁葬为由告归，就不想回京了。十八年（1679），总宪魏象枢推荐八人入朝，高珩为头一个，任刑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高珩以年近古稀、精力不济为由推辞，但不被批准，只得再去京城。上任后，他更加秉公执法，极力为民，保持高尚情操，不受贿赂。部下不慎定案有错，应当罢官，高珩可怜他上有老母，丢了职务就没法养家了，把错揽在自己身上，使自己官降一级；平反盐贩子的冤案，使好几人免于被杀；为一个老孀妇审理了被豪强霸占财产霸占女儿的冤情。真是执法严明，不徇势力。

当时国家初创，法律不完善，高珩作为执法部门副长官，能够主持正义，坚持严正、公平执法，并注意多提建设性意见，完善法律法规，这真是万民之福！

这年冬天，高珩再次提出告老还乡的要求，得到批准。回乡时，手边没有几两银子，只有一件老羊皮袄，没有御寒的东西，仆人和马匹草料费都不足。同僚们听说，有的送路费，姚仪郎中为他赶制了一件大皮袄，追送到十里外，亲自披到高珩身上才回去。

为人：好善乐施 淳厚恬淡

高珩回乡后，作为乡绅，有威望，有热情，有水平，为家乡办了不少好事。极力撰文募化，帮助本县振兴教育，兴修水利，整顿吏治，繁荣文化，移风易俗，在重修淄川学宫、般水官坝、孝妇河六龙桥、郑公书院、建义仓、县府立旌善瘅恶亭等好事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助力重修兴教、宝塔、青云、禹王等寺庙，引导人们行善积德，使家乡风气为之一新。淄川当时诸多方面的改变，都为临县所钦仰。

高珩做官半生，但清白自守，家财仅可自给，但他天性淳厚，乐于助人。解人难，助人急，施衣食、棺椁、药品之类，不可胜记。荒年时，亲友故交中有人借钱借粮，一定满足对方，没钱了就卖地。父亲去世时留下别人三四千两银子的借据，他与兄长商量后，一火焚之，不再索要。

高珩极为重视自身修养与家教。创修族谱，制定祖训，以“畏天”为家学、为人之道，以谦谨朴素为家风，对子孙耳提面命，反复教导。自身把儒道佛学融为一体，以“学道、进德、养生、修业”四勉立命，涵养于道德仁义。己所不欲，无施于人；天之所恶，勿行诸己。躬行实践，老而不殆。虽为地方名宦，而自忘其为贵人，人亦无从辨其为贵人。王培荀的《乡园忆旧录》记了高珩的几个小故事，颇能说明高珩的恬淡自然，忘其为贵人的特点。说高珩致仕后，有时骑头小驴，自己到山野里游玩，骄阳下，遇到哪里有绿荫，就把驴拴在树干上，躺下睡上一觉。一次遇到一人推车上坡吃力，喊他帮忙，他就拉过车前绳子，帮其拉车。还有颇为有趣的一幕是：有个炎热的夏天，孩子们在村头河湾里洗澡，高珩也进湾洗澡。那边来了个公差，是被一位官员差来给高珩送请柬的，见湾里许多人洗澡，便也进湾洗澡。高珩对公差说：“请给我搓搓背。”公差顺从地给他搓背了。他不认识高珩，也对高珩说：“你也给我搓搓背。”高珩也乐意地给他搓背。一边被搓背，公差就一边问：“请问高司寇家在哪住？”湾里洗澡的孩子们笑指着说：“给你搓背的不就是高司寇吗？”此话把公差吓坏了，在水里就给高珩跪下了，怪自己有眼不识泰山。高珩笑着扶他起来，说：“你不认识，怎么能怪你呢？”

暮年，高珩预先立下遗嘱，说自己故后，不要向皇家请求抚恤，不要发讣告，不要接受别人的吊丧费，不要做佛事请和尚超度，不要求别人作碑志文。子孙如果违反就是不孝。康熙二十六年（1697）十一月十日，高珩无疾而终，享年八十六岁。

去世后两年，高珩的儿子高之騱才请高珩的表弟、时任刑部尚书王渔阳为他写了纪念碑文。

纵观高珩，几近完美。文学上，才如大海，诗文俱佳，并且以自己的才学为家乡文明，为文化的繁荣与延续、传承起了大作用，从而号称山东文章宗伯，名噪海内；为官方面，他不贪名利，严格执法，尽职为民，清白自守，襟怀坦荡，因而获得朝野赞赏；治家：他修撰“畏天”家训“十宜十戒”，要求家族子弟不做伤天害理之事，孝老爱幼、敦睦相邻、恤贫济弱、勤劳节俭、谦虚谨慎、诚实守信，不贪、不嗔、不杀生、不邪淫、不赌、不斗、耕读传家、事事认真谨慎，这么多年来，高家家训传承，人们都操正业，实实在在做人，他的家训滋养了世世代代高家人；谈做人：他一生急人危难，乐于助人；己所不欲，无施于人。他又生性恬淡，致仕后虽为家乡、为文化做事无数，但活得潇洒随意、恬静安然，因为他把一切都看明白了。他走，也走得潇洒，走得令人羡慕！当初看过高珩的生平，笔者很有感慨，写过《采桑子》小词一首，以志他的不凡：

暮年谢任归乡里， 山也青青，水也清清，吟啸林泉带酒行。

安然散淡熙熙乐，生也聪明，死也聪明， 无欲无求自盛名。

高珩，淄邑贤者，智慧人生，家乡的骄傲，做人的榜样！

（注：此文参考《淄川县志汇编》《孝妇河畔明清名人传》《高氏家模》《乡园忆旧录》等）

【转自微信公众号 淄川发布 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