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篇」中国近代五次人口大迁徙之走西口

「历史篇」中国近代五次人口大迁徙之走西口

【走西口】见证了山西人以血铸就的迁徙史

沧海桑田，世事变幻。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它碾过中原大地，也碾过山西这块黄土高坡。它碾出了一道道成功的轨迹，也碾碎了一些人的生存希望和柔弱的身躯。几百年来，这块干裂而沉重的黄土，承载了山西人数不清的悲欢离合，也承载了山西人创下的厚重的业绩和商业文化。

几百年后的今天，'“走西口 '”三个字活化为一个文化符号，衍生出无数传奇故事，可悲可叹，可歌可泣。不过，其中固然有许多血泪和辛酸，但也总有一种永不磨灭的精神，那就是对理想的追求——那一个个为了理想而勇往直前的灵魂，散发着永恒的光彩，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部波澜壮阔的移民史诗。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河北人背井离乡，贯通了中原生气地朝蒙古草原的现时和文化通道路，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华荣。

“口”原是指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互市”关口。这些关口，当时称作“旱关”。此外，在晋蒙交界的黄河沿岸，当时还设有十六处“水关”，“水关”上设有“官渡”。走西口的人都必须从“官渡”过河，踏上去内蒙谋生的旅程。那时的山西商人习惯称大同以东的张家口为“东口”，大同以西的右玉县杀胡口（杀虎口）为“西口”，把长城以里的地区叫做“口里”，把长城以外的地区叫做“口外”，把内蒙古的西部地区叫做“西口外”，省称“西口”。这就是广义的“西口”。

“西口”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即晋北人、陕北人与河北人走西口的交汇点。西口是晋商、陕商出关与内蒙外蒙贸易的地方，所以走西口的主力人群包括晋北人、陕北人、河北人。后西口泛指在长城以北的内外蒙古位农业、商品交易的地方，包括陕西北部神木口，河北北部的张家口以及归化城(现在呼和浩特市)。

走西口是一首山西地方民歌。已经流传了数百年。道出一个“新婚丈夫妇生离死别的悲苦与近代山西人出外谋生的艰辛，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自然、地理原因。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是对新环境的开拓。走西口固然艰辛，可是勤劳智慧的人们走出现了一片新天地，正是他们开启了“海内最富”的辉煌时代。

这首歌不只是山西人会唱，内蒙古、陕西、山西邻近内蒙、青海，甚至更遥远一点的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是民歌又有强烈的地区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也会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当时多山西人曾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接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学会了。歌曲走西口在70年代经著名歌唱家朱逢博重新改编创作，作品唱红大江南北，让这首歌曲焕发新姿，却又保持了原曲的味道。

歌词细腻而准确地表达了女性对男人离去的不舍、纠结、深情、痛苦的情感，千言万语、欲说还休，找不到词说出口，但不说又难受。

这不是什么大题材，虽然有忧伤，但不是才子佳人的凄凄惨惨戚戚，没有“雨打芭蕉，点点滴滴”的雅致，就是社会底层小两口很真实的情感真实写照。虽然有痛苦，但绝不是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这只是一首山西民歌，后面有其深刻而真实的社会生活背景。

一首民歌竟凝结着一个民族一段厚重的历史，一段歌谣竟包含着成千上万人生死离别的命运。

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晋北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例如“阳高地处北塞，砂碛优甚，高土黄沙，满目低土，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在贫瘠的土地，寒冷的气候，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天灾，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蒙古，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更重要的是，他们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蒙古地区以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农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晋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扩展。

在当年走西口的队伍中，有多少人经历了千难万险而终于成功了，也有多少人从此杳无音信，在经商的路上蒸发掉，他们或者失踪，或者遇害。可以想见，多少贫苦的山西人（也有部分陕西人和河北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的西去的淘金路上，当时的交通是那样落后，邮传是那般不便，其间的辛劳和酸楚外界人很难说得清楚。

从第一次听到走西口这首民歌，就一直注意走西口资料的搜集，看过不少关于走西口的悲情细节，而每每看到那些零散的悲情细节记录后，久久不能释怀。雁门关位于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脉之中，它之所以得名，据说是因为这里位置太高，关城建好之后，空中飞的大雁也只能从城门洞中穿过去。如果说，这些只是地理上的关口的话，那么翻过这里，走西口的山西人还要面对一座座心理上的关口。

一两百年前，大多数走西口的山西人都要先经过雁门关。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过这座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其艰难可想而知。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草原，他们又往往必须选择在数九寒天就开始这种漫长的跋涉。

出雁门关往北不到一百公里，有个村子叫歧地道。这里是一个岔路口，路指向两个方向，如果走了右玉杀虎口方向，就是我们说的西口；如果走了另一条，就是北上到了大同，到了张家口。而这些线路都是民间自发形成的。

虽然两条路最终都可以到达蒙古草原，漫漫长途到底该往哪儿走呢？对最初走口外的山西人来说，遥远的蒙古草原只是寄托着他们模糊的希望。在那里他们到底能做什么？结果又会怎样？大家心里并不清楚。

据山西山阴县歧地道的年纪很大的老人回忆：走西口的年月里，有的人走到这里，往往都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于是就把这个鞋一脱一扔，鞋子指向哪个岔口就走哪条路，好与坏他就走在那头儿……

这样的做法，不是听天由命，它更像是一种赌博，和命运，和老天爷的一种赌博。赌注就是自己的一条生命。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知道自己该走什么路。穿过岁月的烟云，我们彷佛看到当年的他们无助的眼神，彷佛听到他们沉重的一声叹息。黄沙漫天，朔风呼啸……

一个叫做歧地道的村子附近，有个很高的山梁叫做黄花梁，这是大多数走西口者的必经之地。据记载，当年，这些背井离乡的远行人翻越这道梁时，留下了这样一首催人泪下的凄楚民歌：“上一个黄花梁呀，两眼哇泪汪汪呀，先想我老婆，后想我的娘呀！”歌词简单、朴实、押韵，闻者无不动容。让人无法不感慨：歌在民间，真正伟大的艺术在民间！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这首河曲民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山西省河曲县老百姓艰难的生活状态，正是当年河曲地瘠民贫，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的真实写照。当时因走西口在内蒙古定居的河曲人就达20万之多，仅从1875年至1945年间，就有10万河曲人走西口定居在了口外。而现在的河曲县，也不过16万人口。

在这个与内蒙隔河相望的小县——河曲，在这个最早唱响《走西口》民歌的地方，至今这里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上放上三百六十五盏麻纸扎成的河灯，来祭奠在走西口的历史中死难的亡灵。这个风俗从清代开始，仪式由德高望重的老船工主持，大家十分庄重地把船开到黄河中央，然后开始一盏一盏把河灯放下去。三百六十五盏河灯，不仅代表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盏灯还代表了一个孤魂，放灯的人希望这些顺流而下的河灯能把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生之养之的故乡，魂兮归来，伏惟尚飨……

在山西的晋西北山区，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嫁汉不嫁走西口汉，一辈子夫妻二年半。”走西口的男人常年在外漂泊，与妻子聚少离多。有的结婚一两年后，就去走西口了，出去口外谋生，走到很远的地方，如中俄交界处的恰克图等地，往往要十几年后，才能返乡。有的甚至年纪轻轻的就客死他乡，埋骨异域。一个女子要是嫁给了走西口的男人，则很可能一生都要咀嚼痛苦，在无尽的思念中去打发日子。

“走西口”的行装极为简单：扁担一条，一头扎捆简单的行李，一头扎捆行路用的食品。更有贫者，连铺盖也没有，只有一件穿了多年的烂皮袄，白天做衣，夜间做被，“铺前襟，盖后襟，两只脚蠕在袖窿筒。”扁担除挑行李外，还有三个用途：一是对付饿狼和野狗的袭击，二是在露宿搭茅庵时当梁架，三是初冬返回老家过黄河时冰冻不实，横架扁担可防止掉进冰窟。当时西口外的蒙古荒原根本没有什么房屋，因为蒙古民族是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习惯是逐水草而居，往往是相隔数十里才能看见一个蒙古包。所以，吃尽千辛万苦、历尽千难万险的走西口的人，好不容易越过了杀虎口，走到了口外一望无际的蒙古荒原，在辽阔的异地他乡，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了，但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给自己临时搭建能够居住的茅棚，即选择一个土质较好的沙丘，挖开一个“豁口”，叫做“马口”。其宽窄最多可以容纳三人，高低以人可以猫着腰进出为度。然后在“马口”上架上扁担，盖上草席，四周用土压住，地上铺些沙蒿，便是一个住所了，看着都令人心酸。

这样简陋的住所，自然是风雨飘摇。遇到下雨天，潮湿阴冷；风沙天呢，则更是危险。如果风沙很大，这个简陋住所里的人，就有被活埋的危险……

当年走西口浩浩的流民大军中，有许多人会一直走到今天的包头。但要到包头，途中必须穿过令人望而生畏、毛骨悚然的库布其沙漠。库布其沙漠荒凉无比，除了一些蒿草外，几乎没有其它任何生命迹象的存在。走在这里的人，只能瞅着零星的骆驼粪，凭着感觉与经验，在沙包与蒿草中摸索着前进。走着走着，就迷失方向了。只能跟着感觉走。

在山西吕梁山区里，曾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一个羊倌赶着一群羊，正往前方走。正好遇上一个老熟人，那个熟人问：伙计啊，准备去哪里放羊呢？羊倌回答：我也不知道。熟人很惊奇：你不知道，那让这群羊去什么地方吃草呢？羊倌说：听头羊的，它把羊群带到哪里就算哪里。

在库布其沙漠穿越的那些走西口路上的流民们，正是和这位羊倌一样：跟着感觉在走。但与羊倌和羊不同的是，他们跟着感觉走是以生命代价来冒险的，在荒漠里一旦迷路，就谁是有倒毙的危险，所以当时人们把库布其沙漠称作“鬼门关”，这些可怜的走西口的人，知道穿越“鬼门关”时性命难以保证，有的出发前就在家为自己烧了“离门纸”……

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燕治国1946年生于山西河曲县，是走西口的后人。他在其散文《河曲风情》中这样深情地回忆：“我家里几代人都走过口外。我很小的时候，曾经在村口跪迎过爷爷的尸骨。走口外的人若是病死他乡，棺木便用沙厝在那里，待到世道好些棺木也轻了，便用牛车缓缓地送回口里来。棺头蒙红布，棺前装活公鸡，送灵的人一路喊着死者姓名，不断声地说回去哇、回去哇……迎灵的则跪行哭应道回来了、回来了……”

山西省汾阳县阳泉村的田林茂先生，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血染晋商之路》，叙述了他祖父走西口后，在库伦死于非命的悲惨故事。

在没有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的明清时期，骡马和骆驼便是最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尤其是在晋商当年走西口所经过的北部沙漠地带，运输商货和银两主要是骆驼，于是驼运店也就应运而生。当时归化城里最大的驮运店是兴盛奎，承揽商货与标银的长途运送，这家商号重诚信，讲信义，很受客户的信赖，在江湖上一直口碑很好。

但是，在清光绪十年，即188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厄运降临到了兴盛奎的头上：一帮匪徒残忍地杀害了兴盛奎执行任务的一支大规模的驼队，而且手段极其残忍、极其狡猾。事情是这样的：

光绪十年的一天，兴盛奎商号接到客户的一个大单子：起运一批价值很大的标银。但不知怎么回事，这个消息被泄露出去了。一帮匪徒闻讯大喜，他们决定抢劫这批银子。这是一帮十分狡猾的匪徒，他们周密策划，也化装成商旅团队，并携带酒菜，假装与兴盛奎的驮运队伍在路上不期而遇，结为旅伴。晚上，双方住在同一个宿营地，匪徒伪装的商旅团队盛情邀请兴盛奎的驮运队伍共进晚餐，席间不停地劝酒，结果兴盛奎的驮运队伍全部被灌得大醉。就在深夜熟睡之际，匪徒队伍原形毕露，拿起路边的石块，把熟睡中的兴盛奎的人全部击毙，兴盛奎40多名的驮运人员无一幸免。狡诈而凶残的匪徒，抢走了兴盛奎驼队承运的全部的标银。

这是兴盛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夜晚，人财两失，损失极为惨重。经此浩劫后，兴盛奎从此一蹶不振，直至最后停业关门。

每次读史料上记载的这段文字，心中就禁不住一阵阵痉挛。这样的大悲剧绝非此一例，晋商当年走西口所踏上的道路，以血泪斑斑来形容也绝不为过。

清代思想家徐畬在《诰封武翼都尉周公朴斋八十寿序》中提到，周朴斋15岁开始独逢谋生，“勤苦治生，粗能温饱”。“不数年而少有，又不数年而富有。虽公年四十余，已累赀巨万矣。”“方公壮年时，勤瘁治生，冒寒暑往来塞外，手足皴裂，面目黝黑，虽少藉先世贵基而继长增高，皆由于拮据经营而来得之。亦不易矣。得之难，惜之必甚”。周朴斋是晚清时期忻州屈指可数的大富之人，然而他在年轻时候顶酷暑冒严寒，不畏风霜雨雪，频繁往来于塞外之地，为积聚钱财曾艰苦奋斗。正如这则史料所说，经商旅程中的商人，外出时“粗能温饱”，常常“手足皴裂，面目黝黑”，他们需忍常人无法忍之苦，需受常人无法受之罪，经年累月，苦撑苦熬，运气好、会经营的人最终可能成为受一方尊敬的富商巨贾，但大多数的中小商人则默默无闻，终其一生，其中的甘苦，也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在包头有一片山西商人的墓地，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山西人走西口后在包头经商以来，过去交通不发达，他们回不了家了，所以他们买了这块坟地叫祁太义地，也就是祁县人和太谷人买的这块坟地，属于他们这个籍贯的地方的人都埋在这，这就是包头最古老的一个坟地。随着时光流逝，历史的沿革，许多外省人也来到了包头，包括河北的、河南的、山东的、安徽的等等，因为包头是三百年的移民城。但最早的，在这个地方立足的就是山西人，也就是买卖人，据说他们有个规定：不发财不回家，就葬在这个地方；触犯了法律的，判了刑的，最后因为丢了面子了，也埋在这个地方……！

走西口极大地加强了口外边地与内地的联系，推动了塞内外物资的交流，也带动了民族和文化的交流、融合。以晋商为代表的旅蒙商人，还开辟了一条从茶叶产地福建，跨越长江、黄河，经蒙古沙漠、西伯利亚，深入欧洲腹地的国际茶路，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于外蒙古地区而言，内地的大批移民，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农耕界线因此逐渐向北推移，蒙古地区单一的游牧经济发生了变化，逐渐形成了农牧并举、蒙汉共居的社会状态。到了清朝中叶，塞外的粮食种植已不仅能满足当地需要，而且还可向长城以南地方大量供应，以至于有了 ' 塞上谷仓 ' 之称。

据《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记载，走西口共有八条路线，从西向东依次是：

花马池线花马池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本地人出走口外，向北越过万里长城，顺着黄河东岸到达陶乐，在黄河向北流经的冲积平原上垦荒，或向东进入鄂尔多斯诸旗。

神府线陕西省榆林、横山、靖边、神木、府谷一带人走西口，须北出长城，走大路途经大柳塔、纳林，途经毛乌素沙漠，进入鄂尔多斯地区。若到包头或后套，则须穿高原、跨黄河。

河保线即山西省河曲县与保德县，这里的人走西口，在河曲西门外的黄河古渡口上船，渡过黄河后，进入十里长滩，而后北上。或于鄂尔多斯地区沿途定居，或再渡黄河，继续北上，到达包头、后套等地。因而在《走西口》剧中，有“坐船你要坐船舱”的唱段，则是走西口人的真实生活写照。

偏右线即山西省偏关、平鲁、右玉、左云等相邻各县走西口的路线。这一带人北上经过杀虎口，北出蛮汉山到达内蒙古的清水河、和林格尔、凉城、托克托县等，继而北上过大青山，到达武川、固阳等地落脚。

雁门关线山西省忻县、定襄县、宁武县、崞县、代县等人走西口，北上雁门关，有大道可通行。一般经商者多经此路，有驿站可通邮，系兵家必争之地。

大同线从大同北出，经过丰镇县，进入察哈尔草原，其人多在丰镇、卓资山、商都、集宁等地落脚。

马市口线河北省怀安县、阳原县，山西省天镇县及桑干河南岸等地的人走口外，均北上马市口，穿过长城抵达兴和县，继而到达察哈尔右翼前旗、中旗、后旗以及河北省尚义县等地。

张家口线这是走西口的最东线。过大镜门，继而北出坝上，抵达察哈尔草原，在今河北省张北县、尚义县、康保县以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诸旗和赤峰市等地落脚。个人认为，在从花马池到张家口长达2000里的长城在线，走西口的路线不可能仅此八条，而是应该还有很多的。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据史载，仅河曲就有20多个口子，如石梯隘口、镇河口、司河口、水门口等。可见人们当年走西口，尽管有长城阻碍，但口子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