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走过最凶险（我国的左翼）

中国左翼走过最凶险（我国的左翼）

本文目录一览：

1、青岛左翼文化运动起因 2、左翼文学运动的功和过 3、左翼音乐运动的左翼音乐运动概论 4、左翼文化运动所处的时代背景 5、左派是激进还是保守

青岛左翼文化运动起因

青岛的左翼文化运动

左翼文化运动是在世界共产主义思潮和革命文艺运动中产生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无产阶级左翼文化运动在苏联、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党和党所影响的文化工作者冲破国民党反动政治的高压，在新开辟的革命的思想文化阵地上，展开了英勇的战斗。

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宣传工作决议案》。根据此决议案的精神，10月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直属中央宣传部领导。1930年3月2日，经过党的建议和筹划，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来自创造社、太阳社、引擎社、艺术剧社等进步文艺社团的成员约50余人出席大会。会上阐明了成立左联的意义，在于“有目的、有计划去领导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加紧思想的斗争，透过文学艺术，实行宣传与鼓动而争取广大群众走向无产阶级斗争的营垒。”（潘汉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拓荒者》1卷3期。）左联面临4项任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宣传与斗争；确立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的指导；发展大众化的理论与实际，加紧大众化作品的创作；自我批判的必要。左联成立大会上还通过了设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机关刊物。左联设有中共党团，潘汉年任党团书记。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所属支部之一，常驻代表为萧三。

继左联之后，在文艺界又有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中国左翼世界语联盟（简称语联）先后成立。这些左翼文化团体内大都设立了党团。为了把进步文化力量集结于党的统一领导下，1930年10月，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

左联成立以后，活动范围不断扩展，除上海总部外，还在北平、天津、保定、广州、南京、武汉、东京建立分盟或小组。青岛也成立了左联组织。1932年春，在中共青岛市委的领导下，在青岛大学外文系、物理系就读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弢、俞启威组织部分进步学生，秘密成立了新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读书会等文学团体，借以发动组织群众。新文学研究会即是青岛的左联组织。成员有王弢、俞启威、李林等，由王弢负责。同年夏，王弢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国民党青岛当局通缉，此项工作由俞启威负责。

同年10月，中共党员乔天华从烟台来到青岛，与青岛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以崇德中学（今青岛市第十一中学）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任中共青岛市委青年委员和青岛左联党代表，与中共青岛市委宣传委员俞启威一起领导青岛左联的工作。俞启威、乔天华又发展了王涛、周浩然、杜宇、姜宏、于黑丁、王令菲、陈迈迁、郭锡英等加入青岛左联组织。

青岛左联组织通过读书会、时事讨论会等方式开展活动，定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交流心得体会，并在《民报》、《晨报》、《时报》等报刊上发表作品，积极从事文学创作。1933年初，青岛左联组织了进步文学社团--汽笛文学社，成员有周浩然、郭锡英、彭也夫、于黑丁、姜天铎等，由乔天华指导该社党的工作。汽笛文学社除秘密散发进步刊物外，还公开印发文学月刊《汽笛》。《汽笛》出版后，在工人和学生中广泛传阅。半年后，汽笛文学社的活动引起国民党青岛当局的恐慌，姜宏被捕，周浩然、于黑丁遭通缉，《汽笛》被迫停刊，汽笛文学社也停止活动。

青岛左联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当时的政治活动。时青岛左联的主要活动点，一个是位于龙口路的荒岛书店，一个是位于江苏路的德国教堂院内。1933年7月，进步青年孙乐文（1934年入党）、张智忠（1934年入党）在龙口路南端开办了荒岛书店，专门经营新文学书刊，同时作为青岛左联小组的秘密联络点。由于临近山东大学和市立女中，因此吸引了一批在校师生。当时在山大任教的老舍、洪深、赵少侯，在市立中学(现青岛市第一中学)任教的王统照、汪静之，在文德女子中学(现青岛市第八中学)任教的孟超，在黄台路小学任校长的王亚平，在《青岛晨报》任编辑的萧军，在《青岛民报》任编辑的于黑丁等，经常到荒岛书店阅读。荒岛书店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

青岛左联组织还有海光文艺社。成员有乐于泓、季焕麟、吕福田等。海光文艺社与汽笛文学社同时成立。在《青岛时报》上开辟《海光》文艺副刊，进行革命文艺活动。

青岛还成立了剧联组织。1932年4月，王弢、俞启威组织青大进步教职员成立了海鸥剧社。王东升、张福华、李云鹤（江青）等相继加入剧社担任主角。海鸥剧社成立后，经党支部研究同意，向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作了汇报，被剧盟批准为青岛分盟小组。5月28日，海鸥剧社在青大礼堂首场演出了《月亮上升》和《工场夜景》（独幕话剧）。《月亮上升》是英国爱尔兰剧作家的作品，叙述了一个民族革命者的故事，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工场夜景》由易扬编剧，反映惨遭剥削的上海产业工人的生活及其反抗斗争。当晚演出时，校内外"观众不下千余人，济济一堂，诚属空前盛举"，"颇得观众的赞美"。此两出话剧在九一八事变后演出，很有现实教育意义，青大学生深受鼓舞。6月30日，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文艺新闻》发表了《预报了暴风雨的海鸥》，报道了海鸥剧社的演出活动，热情赞扬了演出的成功。

1932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后，地下党员俞启威因社会关系的掩护于秋季回校，担任山大党支部书记，并以崔嵬、杜建地、杨裕昆、李秀美、李岱思等为骨干，恢复了海鸥剧社。并将演出扩大到社会上，先后在山大礼堂演出《一致》、《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在青岛大舞台演出《乱钟》、《SOS》、《婴儿的杀害》等话剧。1932年初，崔嵬接到上海陈鲤庭创作的舞台剧《放下你的鞭子》，将其改编为街头广场剧《饥饿线上》，并亲自参加演出。海鸥剧社还深入崂山农村，用当地方言为农民演出话剧；同时学习上海剧联工人剧团的经验，深入工人宿舍区演出话剧，深受工人阶级的欢迎。1933年夏，因叛徒出卖，俞启威被捕入狱，崔嵬等避险离去，海鸥剧社停止活动。

关于青岛左联组织情况以及被破坏情况，1933年9月24日，中共青岛市委向中央报告说：“关于群众组织，除了反帝组织尚未组织外，其余赤色工会、贫民团、失业工会、左联、剧联、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世界语学会等，都已相继建立……左联有社员二十余人，剧联十余人，均受破坏而瓦解。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世界语学会等，现尚有一部分存在”。

同年12月，中共山东省工委着手恢复青岛党组织，同时成立了左联的指导机关学生读书会、文学会等群众社团。21日，中共中央收到的《山东青岛工作报告》中说：“……最近左联加强了组织发展，成立了三个分组，女中一组三人，自由职业者一组四人，报馆学生一组四人。这些都是纯粹的群众，无党员在内，而工作是活跃的，发展的前途很顺利。”

同年底，省工委被破坏，左联工作受到影响。但由于左联成员很多是群众，左联活动延续到1934年。

1934年6月，中共青岛市委筹备委员会成立，高嵩任常委。28日，高嵩向中央报告说：“……对于他们这一团知识分子，我们决定一面监视，一面训练，决定允许他们的要求——开展左翼作家的组织，同时准备发行一种文学刊物。”

同年9月，青岛市委又遭破坏，青岛左翼文化运动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左联仍有活动，并一直持续到1936年全国左联停止工作。

除左联、剧联组织外，青岛还建有中国诗歌会青岛分会、世界语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左翼文化组织。此外，一些全国左联成员也曾到青岛开展左翼文化活动，他们或短期停留，或长期工作，如孟超、洪深、艾芜、陈荒煤、郁达夫、王余杞、端木蕻良、王亚平、蒲风、刘芳松、余修、丁玲、胡也频、臧云运等。其中丁玲、胡也频仅在青岛短暂停留。由于保密，全国左联成员与青岛地方左联并未发生组织关系，而是分别开展工作。

青岛左联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团结了一批当时有名望的作家、学者，如王统照、老舍等，这批作家、学者对推动青岛的左翼文化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

30年代，青岛左翼文化运动成就卓著，在青岛革命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并成为中国左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青岛党的事业和革命文艺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左翼文学运动的功和过

（1）左翼文学运动给中国带来了有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和波格丹诺夫的“文艺组织生活”论均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的理论来源。鲁迅、瞿秋白、茅盾、胡风、周扬、冯雪峰等人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用经过苏联革命实践检验过的马克思主义来总结中国左翼文学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依据社会潮流阐明作者思想与其作品底构成，并批判这社会潮流与作品倾向之真实否”（冯雪峰《社会的作家论·题引》）的优秀文学理论作品，对中国左翼文学直至以后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左翼文学运动加速了中国文艺大众化的发展步伐。经过1930年关于文艺通俗化、旧形式的采用和新形式的创造、1932年文艺大众化的任务、内容以及方法、形式、1934年关于大众语言和文字拉丁化这三次大的讨论，以及工农兵通讯员运动、街头文学运动等实践活动，左翼文学运动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文艺的大众化。

（3）左翼文学运动加强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系。由外向内方面：首先，输入了大量苏联、东欧国家、美国、日本等国先进的文学作品，诸如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微支的《铁流》、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均成为影响几代人的作品。其次，通过文学期刊以及作品文丛介绍世界文学形势，借以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第三，积极的批判吸收苏俄与西方国家先进的文学理论。由内向外方面：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鲁迅、郭沫若、茅盾、张天翼、沈从文、沙汀等人的作品先后被介绍到各个国家，中国的左翼文学在世界上发出了自己的呼声，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4）左翼文学在文学创作各个领域均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以茅盾、蒋光慈为代表的小说，以蒋光慈、殷夫为代表的诗歌，以田汉、夏衍为代表的话剧均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涌现了《新梦》、《别了，哥哥》、《丽莎的哀怨》、《莎菲女士的日记》、《蚀》、《子夜》等为现代文学史上永为不朽的作品。 （1）左翼文学的出生和发展天生带着冲动的印记。由于对中国的革命实际缺乏必要的了解以及斗争经验的缺乏，左翼文学在成立初期错误地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对鲁迅、茅盾、叶圣陶等著名作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只是凭借年轻的热情和冲动对中国文学发出了急功近利的呐喊。

（2）由于过于强调文学的“工具”属性和阶级属性，左翼文学忽视了其他文学力量的一些正确观点，并对本应成为同志的一些作家进行了集团式的打压。比如与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论战、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在今日看来均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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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音乐运动的左翼音乐运动概论

左翼音乐运动是指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之左翼音乐小组及其音乐运动。 （一）党的音乐小组的成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失败，蒋介石疯狂发动了“军事”与“文化”的两个围剿，许多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从南昌起义、海陆丰起义等实际斗争的前线撤退到上海，他们组织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和书店，继续坚持革命文化的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团体是太阳社和创造社。1928年初，由于两个社团内的左翼文艺工作者们受国际上一些较“左”文艺组织思想的影响，把革命文学家鲁迅当作“革命文学”的障碍来批判，引发了左翼文艺阵营内一场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将这些左翼文化团体组织起来共同对敌已迫在眉睫。六大以后，党中央特别加强了对文化工作的领导。1929秋冬，中宣部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潘汉年任书记。在文委的领导下着手筹建“左联”。据当时参与筹建“左联”的党内负责人之一阳翰笙回忆，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李富春同志曾向他传达了党中央作出的停止论争，团结鲁迅，联合左翼文化界建立统一的文化团体的决定。另外，据当时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并直接参加文委工作的吴黎平回忆，李立三也曾经向文委传达过党中央的三点意见：“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是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文委和江苏省委为制止论争，联合鲁迅，筹建左翼文化界的统一组织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在中共有组织的干预和协调下，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左联”行政上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执委会。第一任执行会由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冯乃超、夏衍、钱杏邨等7人组成。“左联”内设有党组，直接受文委领导。

“左联”成立后，其机关刊物《大众文艺》曾连续发表有关文艺评论的文章，介绍苏联革命音乐和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号召音乐家们要创作出能为工农大众接受的“新兴的音乐”。从1932年下半年起，日本加紧对华侵略。为了适应“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斗争迅速高涨的形势，中国左翼音乐组织相继成立。1932年秋，聂耳、王旦东、李元庆等人在北平筹组左翼音乐家联盟；1933年春，聂耳从北京回到上海，在法国学音乐的任光也回到上海。在田汉的推动下，左翼音乐工作者任光、聂耳、安娥、张曙等首先在上海成立了名为“苏联之友社”的音乐小组（又名“中苏音乐学会”）；1934年春，由田汉、聂耳、任光、张曙、安娥、吕骥等人正式组成了“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左翼“剧联”音乐小组是这些音乐组织中的领导核心，由“文总”委托田汉单线领导，中共由此确立了对音乐工作的影响和领导。1935年，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国防政府”，全民一致抗日，左翼文艺运动也朝着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发展。1936年春，为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左翼各界组织相继宣布解散，提出了“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等口号。左翼音乐工作者吕骥等也相应提出了“国防音乐”的口号。左翼音乐组织停止了原来的工作，自动解散，成立了更广泛的“歌词曲作者联谊会”，以争取更多的爱国音乐家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形成音乐界的统一战线。 。左翼音乐组织从成立到解散，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音乐运动。左翼音乐运动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1932—1934）——学习苏联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探讨、研习我国革命歌曲的创作。

左翼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理论纲领和组织纲领，并开展了关于文艺大众化和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讨论，其机关刊物《大众文艺》多次发表文章和译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苏联革命文艺的成就，如在周扬所译的《苏联的音乐》中，就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音乐做了介绍，并提出中国的音乐家应创造无产阶级内容的新音乐，为左翼音乐运动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1932年，左翼音乐组织一成立就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探索过程，学习苏联的革命音乐理论、展开对革命群众歌曲创作和研习。在左翼音乐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聂耳。1932年7月，聂耳在其发表的文艺短评《中国歌舞短论》中指出艺术要深入群众，对如何建设无产阶级的新音乐在理论上做了初步探索。对于革命歌曲的创作这一时期还处于研习阶段，内容上也多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如1933年，聂耳创作的《开矿歌》、《卖报歌》等，1934年他为田汉的舞台剧《扬子江风暴》所作的配乐、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曲《毕业歌》以及任光的《渔光曲》等。

另外，在中共的领导下，左翼音乐组织在其初始阶段就开始了利用电影阵地传播革命音乐的过程。1934年4月，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聂耳进入英商“东方百代公司”任职，与任光、安娥以灌制畅销电影歌曲为名，出版了一批进步歌曲唱片，并为多部进步电影配乐。当时，上海有五家电影公司由中共掌握着电影的编导权，这些左翼音乐家们利用合法的权力，将大批进步歌曲通过唱片和影片推向全国；同时还组织起百代国乐队、百代新声会、联华声乐团等，扩大了左翼音乐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

2? （1934—1936）——倡导救亡歌咏运动，到群众中传播革命音乐。

1934年3月，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国民政府不但不抵抗还发动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红军被迫长征以达到“保存实力、北上抗日”的目的。与此同时，全国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为了推动这个伟大的群众性爱国运动，1935年5月，以聂耳、吕骥为主的左翼音乐工作者，在上海组织了“业余合唱团”作为开展救亡歌咏运动的领导核心，并大力支持由爱国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民众歌咏会”。左翼音乐家们更是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以各种方式深入群众，到群众中去传播革命音乐。当时，聂耳、张曙、吕骥、孙慎、冼星海等艺术家和业余合唱团的许多成员，都先后深入到工人夜校、城市郊区和农村、大中学校，通过教唱革命歌曲、讲授音乐知识和组织歌咏活动等方式，来传播革命音乐，使救亡歌声迅速传遍全国。正如当年丰子恺所描绘的，“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为了推动救亡歌咏运动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左翼音乐小组还创作了大量以救亡为主题的群众歌曲，有的至今还在传唱，如：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义勇军进行曲》、黄自的《抗敌歌》和《打回老家曲》等，现在唱起来仍然鼓舞人心。

3? 1936—1937?7）——成立“词曲作者联谊会”，形成音乐界的统一战线。

1936年4月，为配合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左联等团体自动解散。左翼音乐工作者吕骥等相应提出了“国防音乐”的口号。解散又是一个战斗的继续，左联音乐组织虽然已不复存在，但轰轰烈烈的左翼音乐运动之火不会就此熄灭。新成立的以原左翼音乐小组成员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性质的“词曲作者联谊会”和“歌曲研究会”，除原“剧联”音乐小组的成员以外，又吸收更多的同志加入了歌曲创作行列，成员近三十人。他们研讨救亡歌曲的创作，投身日益高涨的救亡歌咏运动，创作了诸如《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新编九一八小调》这类优秀作品，推动了群众歌咏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左翼文化运动所处的时代背景

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使上海成为这个时期的革命文化中心。1927年冬，由蒋光慈、钱杏屯、孟超等人创办了太阳社，由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人创办了创造社。这两个革命文学团体的成员虽然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无论在政治经验、马列主义水平，都处于幼稚阶段，加之受国际、国内“左”倾情绪的影响，表现了较为严重的急躁情绪与宗派主义情绪，特别是对“五四”以来有成就的进步文化人士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评价，甚至持贬低和否定的态度，视为异己力量进行攻击，鲁迅、茅后等人也对这两个团体的某些主张提出过尖锐批评。为了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战线的统一领导，团结和组织广大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1929年下半年，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一个统一的文化界组织的指示精神，在上海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1930年初，我党根据进步作家统一自己组织的要求，在“文委”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于3月2日在上海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鲁迅、沈端先(即夏衍)、冯乃超、钱杏屯、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并决定成立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萌芽月刊》、《拓荒者》等刊物。

在“文委”的领导下，又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和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为便于统一领导这些组织和团体，“文委”于1930年10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参加“文总”的共有八个左翼文化革命团体，其中阵容最大、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是“左联”和“社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及其所属团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争取了大批左翼文化工作者，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很高水平的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锻炼造就了一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队伍。而鲁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被毛泽东誉为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左派是激进还是保守

我们每天看国际新闻时，在介绍某国领导人和他们的政策时，常常能听到左与右、激进与保守、或自由与保守之类的基本评价。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任何一个政客，基本上都免不了被贴上左或右的标签，为的是给群众形成一个最基本的印象，也能对他们日后所要实行的政策做一个简单的预测。

但这样笼统的划分，也会在一些时候使人们产生困惑。这主要是由于左派与右派常常与激进与保守相联系，受到字面意义的影响，人们在理解时会有些混乱。

当然，这个问题很大，也很复杂。甚至有人说，当下的左与右，早就乱套了，无法再以近乎冷战思维那样明确地界定左与右了。

这话不假，如今的左与右，是要放在具体问题与情境下讨论的，而且，左与右是一个相对概念，它们无法完全脱离对方而存在。人，皆是复杂和矛盾的，但在整体理念上，还可以有较为粗犷的区分。

需要说明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观点中，左与右又有更细微的区分。左派与右派自然是对立的，但马克思主义学说又细分了左倾、右倾、左翼、右翼。其中，左倾、右倾都是左派，只是具体理念有一定分歧，但都以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为方向；而左翼、右翼则都是右派，也只是具体理念有分歧。

所以，在我国的语境下，如果你定为右倾——还有救；如果被定为右派——基本凉凉。参见十年期间。

在另一些定义中，左派、右派是政党之分，左翼、右翼是党内之分。

但这以上区分，实际上都不是最普遍的、最公认的。在世界范围的语境下，左右派与左右翼基本是同义词，在英文中都是（the left/right或者the left/right wing），它们在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并无明显不同。所以，本文在此不做具体细分，只做最普遍、最简单、最清晰的方法去区分左与右、激进与保守之分。

法国大革命为世界政治提供了左与右的概念

中国和法国有些相近的地方，比如，两国都是文化大国，而且在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社会都发生过激烈动荡，革命战争此起彼伏。都曾在极大的内耗中，折损了大量国力。

不过，对于革命这件事——法国有点上瘾。上街游行已经成为法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户外活动。在国际上，法国也是公认的，有革命传统的国家。这传统，就来自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

大革命期间，法国国民议会中，两伙持不同政见的人分别坐在议会的两侧。

坐在左侧的议员们主张平等、反对君主制、支持共和、反教权、提倡世俗主义。这一伙人，在当时被称为左派。

而坐在右侧的议员们则多为保王党、维护天主教会和贵族利益，以及已经晋升为资产阶级者的利益、守护传统价值。这一伙人，在当时被称为右派。

当时，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左派想要实行革新（或激进的革命），而右派则想要维持已有的现状，因此，前者被称为激进主义者，而后者被称为保守主义（渐进的改良）者。

左与右简单定义

法国大革命为世界贡献了两个重要的政治词汇——左与右。

由于当时世界上多数独立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即新兴的无产阶级崛起，谋求更加平等的利益，与已经初步成型的资产阶级与新贵们的故有利益产生巨大冲突。

因此，左与右，这个原本根基于法国自身情况的“政治俚语”，很快在世界通用起来。

久而久之，左与右有了更宽泛的定义：

左——支持平等原则，限制权贵富裕阶层，倡导社会资源分配平等，社会财富向多数人倾斜，缩减贫富差距，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反对资产阶级独大、垄断。

右——追求自由主义，最大限度地为个人松绑（也可以说是为权贵松绑，毕竟平民也不涉及什么松不松绑的问题），倡导利己主义，能者多得，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地位，倡导个人奋斗，拒绝以高福利政策滋养闲人。

由于左派多为无产阶级，以工人为主，所以他们的个人力量很弱小，必须将所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而右派多为权贵阶级，他们是社会的少数精英，本身就掌握许多资源与生产资料，如一些世家财阀甚至可以凭一己之力影响国家。

也因此，左与右又多了一层内涵：

左——强调集体主义、甚至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主张形成大政府。

右——强调个人主义，强调民族与国家利益至上，主张形成小政府。

（这里我补充两句，大政府、小政府多是作为一种经济观念。我这里说的左与右，都是普遍意义上的。先前有评论说左追求无政府，但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只是左派的一个分支，被认为是极左，但它并不代表所有的左派都将无政府视为最终目标。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各个派别经常指责对方为无政府主义。当今世界，多数情况下，当我们说左派时，都是认为主张干预经济，即大政府的。另外，还有用共产主义消灭一切国家和阶级来说左派不主张大政府，可要知道，在“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理想时代没来之前，如果你不主张大政府干预经济，那最后一定是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无法共产了。所以，这里说的区分，是现行的、普遍的。事实上，无政府主义流派本身就很怪异、矛盾，似乎无论左与右的观点、政策，它都反对，它否认任何国家、法律、政府，可是若没有这些干预手段，社会将自然而然地发展出资本主义，所以才有无政府资本主义一说，除非人性本身产生变化，否则“资本主义高估了道德，共产主义低估了欲望”这句话我认为还是最恰当的。）

这一套左与右的定义，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较为准确地区分。

比如，1930年代，美国遭遇大萧条，罗斯福总统施行新政，主张干预经济，他便被认为是左派总统，而他的经济政策，被称为自由派。

又比如，我国在建设探索阶段，曾分别出现了反右扩大与严重的左倾错误WG、公社。

这些当时的历史事件，以这种定义，都可以较为明确地区分。

左与右的定义逐渐模糊

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冷战末期，先前的那种左与右的区分逐渐模糊起来。

当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认为，左与右的区分，在21世纪的语境下，毫无意义。因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制度，虽然在称呼上仍有姓资姓社的区别，但在实际上，两者之间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

一方面，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渐渐认识到，他们的统治阶层，毕竟是少数权贵、资本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也开始引入左派的相关理念，诸如构建福利社会、缩减贫富差距，主张适当的政府干预等等，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西欧和北欧诸国。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也渐渐认识到，个人主观能动性与市场经济的益处，不再执着于强调集体利益，也开始逐渐引入右派相关理念，诸如开放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改革、适当放宽经济干预，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我们中国。

与此同时，一些社会观点也渐渐被两派所共同接受。这时，两者之间的区分就渐渐模糊起来。两者不再执着于姓资姓社的刻板观念，凡能为我所用，促我发展者，便借鉴应用。而这其中做的最好的，莫过于中国和北欧（不是西欧）。

我国没有过多的思想禁锢，秉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拘泥任何形式，发展是硬道理。

欧美白左的进步意义与极端化过程

从早期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我们知道，左派强调社会进步，右派则倾向于维持既得利益者的现状。

虽然如今，白左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饱含乌托邦似的理想主义，在网上甚至可以直接与“圣母”划上等号。但玩笑归玩笑，以社会进步的角度而言，在未走向极端化前的白左，为世界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比如，白左们主张的女权运动、环保主义、福利社会、多元文化、民族交融、世界主义、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维护同性恋权益、提高人权。

这些主张，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会予以否认，但前提是，这种主张必须结合实际出发，是偏向理性和客观发展规律的。

但白左们却陷入了激进主义的泥沼，在偏执的极端化过程中，带来了许多问题。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欧美国家开始陆续反思这种左倾错误。

我们所熟知的政治正确，主要的提出者和维护者，便是左派人士。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说到这，看官也许有疑问。既然左代表社会改革进步的激进主义（有时甚至强调革命），而右代表维持已有的制度的保守主义。为何在我国的语境下，它们似乎是相反的（其实并没有），左代表保守，而右代表激进呢？

就像我之前说的，造成这种误区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被保守与激进这两个词的字面意思误导。

事实上，无论左与右，它们在行为上都可以是激进的或保守的，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包含历史因素。建议大家在理解的时候，不要直接把“左”完全与“激进”捆绑在一起（或罗斯福以后的所谓“自由派”），也不要直接把“右”完全与“保守”捆绑在一起。而是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美国共和党一向被认为是右派政党，特朗普也有明显的右派特征，但他的行为本身是激进的，而非保守的（如修墙、贸易战），其原因在于，先前的奥巴马政府是由左派民主党执政，推行的政策（如医保）是左的，所以特朗普必须以激进的方式拨回到右这一边。

简言之，行为本身的保守与激进（形容措施程度），与政治词汇中的保守与激进（形容理念），是两回事。我们经常容易把「措施的程度」与「措施的理念」混为一谈。

欧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立国的基本，在右，基本制度也在右。所以，奥巴马推行的医保，在共和党看来，是左，改变了原有的制度，因此是激进的（形容理念而非措施）。奥巴马的行为本身并不是激进的，但他的政策理念是激进的。这是美国的语境。

我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立国基本，在左，基本制度也在左。所以，当我们引进市场经济时，是右，改变了原有的制度，因此是激进的（形容措施而非理念）。打破公有制，引进市场经济的行为是激进的，但其政策理念是保守的。这是我国的语境。

这些都是政治话语中的激进，而非我们日常生活用语所说的激进。

同时，冷战结束后，世界已不是非黑即白，主义高于一切的时候了。情况也变得更复杂、更实际，因此，才有了所谓“政左经右”、“政右经左”之类的表述。

在这种整体实用主义的情况下，特朗普可谓是异类。多数情况下，特朗普被称为右派（也符合共和党的基本方向），甚至是极右派，因为他有太多明显的右派特质，如：反全球化、反女权、种族主义倾向、减税、减福利、取消全民医保、反文化交融（穆斯林）。

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福利政策可以说是较差的，因为他们主张个人奋斗、美国梦，号称“美国不养闲人”。可以说，整个美国在他的带领下，是在向右转。当然，英国也可以算一个例子，但没有当下的美国这么极端。

除这英美以外，多数国家整体还秉持着较为中间的态度，或有左倾，或有右倾（欧洲出现端倪），但还没到极端的程度（以二战希特勒、斯大林，或冷战时相比，确实还不算极端）。

你是哪一派？

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情况下，有时需要把政治、经济、文化区分来看。这里有一些社会观点，可以帮助看官们简单、粗略地判断自己的立场。

政治上：你是否支持大政府，是否认同平等原则、集体主义，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提倡世俗主义。

如果你的回答是赞同，那么，你整体便是左。当然，至于是不是极端，要看你自己的认同程度。

经济上：你是否认为政府应该干预经济，生产资料应该公有，构建福利社会，主张社会资源分配应该向多数倾斜，主张向富人多征税。

如果你的回答是赞同，那么，你整体也是左。程度看个人。

文化上：你是否主张主张社会进步（包括女权、同性、环保、人权等问题），政府与法律应该加强对文化事业的引导。

如果你的回答是赞同，那么，你整体还是左。程度看个人。

我相信，以实用主义为原则的国人，多数情况下都是中间偏左一边的。就如我之前所说，就算是白左，他们对世界也有积极意义与影响。只不过，虚伪的白左和极端的圣母白左，就只能称之为愚蠢了。

具体问题中，每个人都有差异，需要具体分析。比如，我个人赞同集体主义，但也认同个人主义，因此是个中间派。对于世界主义这个问题而言，我个人又是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的拥护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又是右的。经济问题上，我整体左，但在社会福利上，又反对过高福利滋养闲人，在这方面，又可以说是偏右的。

说这些，是让看官们了解，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被简单地贴上左与右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