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农民——孙少安角色赏析

我就是农民——孙少安角色赏析

文 / 烽火台

孙少安是《平凡的世界》中的二号角色，作者用仅次于孙少平的笔墨，塑造了这个人物。

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象孙少安这样的年轻人比比皆是。他们的特点是：人聪明、学习好、家境穷、无出路，不得不辍学务农。文革期间也有上大学和中专的指标，但执行的是推荐制度，讲究的是根红苗正，决定权在领导干部手里，学习好不见得会被选上，况且名额也是凤毛麟角，农村青年被选中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因此，一般人也不会动这个心思，上完中小学就踏踏实实回家劳动了。孙少安就是这样一个人，作品中的他小学毕业后，虽然在小升初考试中得了第一名，因为母亲去世，弟妹都小，家无劳力，只好早早地当了农民。按照当时的学制，算下来他务农时的年龄不过13、4岁，在农村也很能指事了。许多农村的孩子从小就跟随大人参加农业劳动，干到14、5岁，就算一个壮劳力了，七十年代的生产队也认，给他们分配的是成年人的活计，工分也是按照成年人的标准计算的。

孙少安一表人才，聪明能干，为人正直，办事公道，除了家境贫穷，其他都是长处。正因如此，18岁的时候就被选为生产队长，而且干得非常出色，在整个原西县都出了名——他在县城给牛看病、打制铁器，连铁匠铺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头。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知道，生产队长是中国社会最低层的官员，往下就没有任何公共职务了。这一职位直接面对农户和农民，对内要组织生产劳动、负责群众生活，对上要贯彻上级指示、缴纳赋税公粮、完成公益事业。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你可以当好一个乡长、县长、市长，不见得能当好一个生产队长，那阵仗不是亲眼所见，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如果想当得顺风顺水，就得集聪明与笨拙、智慧与愚蠢、傲慢与低贱、强硬与软弱、铁腕与柔情……如此等等，这些看似相悖却必须兼有的思维和品质于一身，才能把各种人物管理起来，各种事务处理下去，否则你只能撂挑子不干。说实话，农村中当不下去生产队长撂挑子的大有人在，而孙少安就是他们中少有的称职者。

孙少安能在学校里考第一名，说明他的智商不低，这是基础。他家境贫寒，吃苦耐劳，从小参加劳动，锻炼了他适应农村生活的性格特征。关键的一条是，从放弃学业开始，他就打定主意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别无他想。这一点是他区别于当时其他年轻人的根本所在。正因为有了这个想法，他所走的路就与孙少平、田润叶和田润生等人有了很大的不同。

许多人认为人的道路是自己选择的，其实不是。人在选择自己道路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七十年代的年轻人能当个商店售货员和汽车司机，就是很好的职业选择了，搁到现在恐怕没有人会首选这些职业；那时候为了争取推荐大学的名额，人们重视的是劳动表现，并不重视学习，因为没有考试制度，被选中拼的不是分数而是现实表现；看起来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当今社会，许多人选择去考公务员，就是因为市场上拼搏胜负难料，进入机关可以端上铁饭碗，至于喜不喜欢、有无兴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孙少安的选择是农民，从七十年代的制度安排来看，一旦进入农民行列，那就是终身制的，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这是当时城乡二元制度设计决定好了的——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处在两个世界里，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而农民就是食物链最低端的那个群体。

孙少安是明白人，什么都知道，因此他就一心一意从事农业生产，想方设法提高产量，努力改善农民生活，至于改变身份、进城工作等事宜，他是绝对不去想的。七十年代，虽然体制僵化、劳动效率低、农民生活改善缓慢，但也不是什么事都没做。农村工作中成效突出的要数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推广科学种田、提高粮食产量等方面，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衡量，也是值得称赞的。当然，从整体效率上讲，这些成绩没法与八十年代农村改革后的产业发展、九十年代后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2000年后的脱贫攻坚、2010年后的乡村振兴相媲美，在这些时段上，由于制度和政策的变革，使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孙少安对自己农民身份的认定，为他保持正常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心理预期，也为他后来走上人生巅峰奠定了扎实的行为基础。青梅竹马的田润叶高中毕业后去县城当了教师，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虽然感情上迷恋他，但他清楚，两人已有天壤之别，属于两个天地的人，如果强行走到一起，一个在县城，一个在农村，实际上是没法正常生活的。在七十年代，城乡的“两半户”（一个在城市工作，一个当农民）也不少，但大多都是男人在城里、女人在农村，几乎听不到相反的情况。而孙少安和田润叶的婚姻如果成功，在传统认知中就有点颠倒常情的意味，作为父亲的田福堂是坚决反对这件事情的。孙少安从方方面面考虑，也为了不影响田润叶的未来生活，选择了拒绝田润叶的感情，与出身农村的山西姑娘贺秀莲结婚。

在我看来，孙少安的抉择是完全正确的。从生活角度来讲，避免了很多麻烦，除了田润叶的心里不太畅快外，其他人都是欢天喜地的。更重要的是，贺秀莲的到来，直接增加了孙玉厚家的骨干劳动力，对改善家庭面临的困难局面作用巨大，这和田润叶结婚的确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作为家庭支柱的孙少安，不但要考虑自己的未来生活，更要考虑一大家子人的未来生活，自己身后还跟着弟弟妹妹、一个姐姐和两个老人，自己轻松脱身了，他们怎么办？

作为田润叶的爱情与婚姻，实际上完全可以重打梆子重唱戏，不一定非要盯着孙少安不放。在我看来，所谓青梅竹马，就是古代村庄社会里缺乏人员流动，为了找对象说出来的一种托词。按照遗传学原理和人的正常心理习惯，男女之间越陌生越有吸引力，知根知底、熟人熟面很难相互吸引，这也符合生物界远缘杂交优势的自然法则。身处县城的田润叶大可以面向城市，进行广泛选择，没必要一定盯着村子里的孙少安不放。民间有句笑话：“太熟了不好下手！”这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至于田润叶不喜欢李向前导致的婚姻不幸，也不说明李向前就一定差劲，只是李向前剃头挑子一头热，而田润叶最终迫于家庭压力屈就了这件事，是由于双方不够明智的选择造成的。即便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后果完全能够避免。

孙少安的幸运之处，在于他刚好成家，就面临了大包干，对七十年代的农民来讲，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大好机遇。孙少安识得其中玄机，背后有党和国家的改革政策及地方领导田福军的支持，他不但主持了双水村的大包干工作，还抓住机遇开办了自己的砖瓦厂，办起了村子里的第一家乡镇企业，不失时机地成为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这些成绩是孙少安自我奋斗的结果吗？站在个人角度上说，这话也是成立的，毕竟活儿都是他带头干的，钱也是他带头赚的。但仔细想一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背景条件，没有田福军这些人的支持，孙少安再有能耐，恐怕也干不出这些事情。没有生产资料，没有自主权，没有致富政策的鼓励，这些事又从何谈起！所以说，人生道路看似是自己选择的，实际上大部分因素是由社会导致的。在芸芸众生和纷繁世事中，一个人的力量的确是有限的。

孙少安胜于别人的地方，在于他心无杂念，一心认定自己是个农民，这一点很重要。要知道在七十年代的农村，农民的实际地位是最低的。古代中国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在长达2000年的封建专制时代，农民不一定是最有钱的人，但一定是最受朝廷和社会重视的人。古代没有大规模的工商业，农业以外，只有占辅助地位的手工业和小规模的商业，它们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比例很低。在政府和民众眼里，只有农业才是创造财富的源头，手工业和商业只是对农产品的加工和转运，自身并不增加新的财富，而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还要从中获利，这是各方都不能宽容的事情。为了鼓励产出，抑制剥削，从朝廷到社会，推行并制定重农抑商的政策，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而事实上，现代商业的出现，也是以大工业生产为前提的，由于传统农业产出过低，没有大规模流通的产品基础，让古人支持商业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可历史到了二十世纪，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商业的高度发展，经济运行的全球化，使产业分工出现了新的格局，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变成了工商业，农业已经成为价格低廉的基础产业，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转移到了二三产业（农业是第一产业）。虽然彼时的中国工业刚刚起步，农业仍然是经济的重头戏，农民仍然占到总人口的90%以上，但在政策导向上，已经把城市经济和工业发展放到了突出位置，农业成为了完成资本积累的输血者，城乡二元格局制度，使农村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农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城乡政策的差异性，造成了巨大的城乡差别。虽然六、七十年代的城市生活也极度贫困，但农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谁要是通过推荐上学、国企招工或考上大学进入城市，那就等于进入了天堂。在1954年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为了城乡经济政策的制定，著名学者粱簌溟和毛主席争吵了起来，粱簌溟的意思是，中央制定的城乡政策考虑工人的利益多，考虑农民的利益少，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工人在九天，农民在九地。”（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时受到与会者的强烈谴责，粱簌溟从此也销声匿迹了。但从后来二十多年政策运行的实际效果看，粱簌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说了大半天的意思是，在孙少安所处的时代，不论是观念、制度，还是生活水平上，农民的实际地位都降落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只有绝地反击，主动融入到工业化的浪潮中，从传统农业进入二三产业，变小农经济为现代农业，才能彻底改变农民的地位和命运。孙少安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极力引导和扶持的一条光明大道。

中国农民在清末的时候名声很不好，被人赋予各种难听的称号和头衔，如洋鬼子称之为“东亚病夫”，政治家称之为“一盘散沙”，学问家称之为“小农意识”，大文豪称之为“麻木看客”……但这些东西究竟是怎么来的，所有人都要认真研究一下，实际情况并非人们看到的样子。一旦给予他们出路，他们迸发出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哪一项不是他们起来才完成的？同样，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国家给了他们自主创业的权利，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扫盲，但凭着他们的一腔热血、一股干劲，硬生生地办起了一批又一批乡镇企业，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就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都惊呼：“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我有一个著名论断，可能许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虽然中国的工业布局从解放初就起步了，但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工业化的真正开局应该从八十年代大办乡镇企业算起，这是又一次的“农村包围城市”。从根本上说，对拥有90%农民的中国来讲，如果广大农民不参与到工业化中来，仅靠10%的城里人，是很难实现国家工业化的。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中国农民改天换地、改变命运的时代，孙少安加入了这一潮流之中。一穷二白的孙少安，凭着自己的满腔热血、满身干劲，靠政策、靠人才、靠贷款，也靠乡亲们的参与和支持，终于跨入了企业家的行列。

办企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虽然有各方面的支持，孙少安还是栽了几个跟头，跌宕起伏了几个回合，不过最终他还是站稳了脚跟，赚了钱，成了全县的致富带头人。他还受人鼓动，打算投资拍电影，本来也是一个不错的打算，只是让孙少平给阻止了。

《平凡的世界》展现的正是中国农民逆袭工业和城市的辉煌历程，而孙少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事情发展到今天，如果谁还敢说农民没钱，农民不如城里人，就要被人笑掉大牙了！大家知道，当今的农村，只要不是太过贫穷的地方，随便一个农户的资产和存款，都要比城市的普通工人和职员强。从历史上说，革命时期本身把农民定为“有产者”，而把工人定为“无产阶级”，寓意是非常明显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短暂的错位之后，很快又回归到了历史的本位上。

到作品的最后，甚至可以延展到现在，大家判断一下，和那些一心去城里寻找天堂的年轻人相比，孙少安扎根农村，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兴办事业，后期的成就远远大于孙少平、田润生等人；如果他的企业延伸到城市，包括公职人员的田晓霞、田润叶，估计都要依靠他才能改善生活；田福军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如果他一直廉洁自律的话，也只能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生活水平绝不能与孙少安相比。根据小说拍摄的同名电视剧，更是在最后展示了孙少安捐资修建的新学校，还有他的大衣、帽子、围巾和高档皮鞋，就知道孙少安已经实现了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彻底转换。从孙少安走过的人生道路和他的身上，大家究竟能感悟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图片来自网络）